核心年代：前 506 年吴入郢，秦廷哭师；后续事迹约前 505—前 489
楚平王时代，奸佞乱政，伍子胥家破人亡，奔吴复仇。公元前 506 年，吴国孙武、伍子胥率领大军攻入楚国郢都，楚国几乎亡国。楚昭王仓皇出逃。楚国社稷危在旦夕。申包胥，楚国大夫，与伍子胥本是故交。当年伍子胥出走之时，曾放下誓言：“我必覆楚。” 申包胥回应：“子能覆之，我必能兴之。” 朋友的家仇，与国家社稷存亡，二者发生尖锐冲突。申包胥选择站在楚国国家一边，孤身远赴秦国求援。他的故事，代表春秋时代国家社稷高于私人友情的家国观念。
申包胥，楚国公族大夫，亦名蚡（fén）冒勃苏。早年，伍子胥遭受楚平王迫害，将要逃亡出国。临行之前，伍子胥对申包胥说：“我必覆楚国。” 申包胥回答：“勉之！子能覆之，我必能兴之。” 二人友情还在，但立场已经划开。
数十年过去，公元前 506 年，柏举【主流说法：今湖北省黄冈麻城市东北，柏子山、举水河谷一带，柏举就是柏子山 + 举水的合称。其他次要异说：举水入长江口的举洲（今团风一带）湖北汉川北部（此说现在支持的学者较少）】大战，吴军五战五胜，攻入楚国郢都。楚昭王仓皇出逃云梦泽【春秋的云梦不是单一湖泊，是一大片横跨江汉平原的大型狩猎区 + 沼泽湖群，跨长江南北，范围极广。楚昭王从郢都（今荆州江陵一带）出逃进入的云梦（云中），主流观点：今湖北荆州以东、潜江、仙桃一带（江汉平原腹地，古云泽，江北部分），之后他再向东逃奔郧（yún，今湖北安陆），最后逃到随国（今随州）避难。】，四处流亡。伍子胥掘楚平王墓，鞭其尸。楚国宗庙残破，大片国土沦陷。楚国贵族四散奔逃，社稷濒临灭亡。
危急关头，申包胥决意向秦国求救。秦国是楚国的姻亲之国，楚昭王母亲是秦女。但是秦国本无意卷入这场惨烈战争。申包胥独自踏上西行道路，一路跋涉，抵达秦国都城雍。
他求见秦哀公。秦哀公态度冷淡，不愿出兵，推脱说：“寡人闻命矣。子姑就馆，将图而告。” 你先到馆舍休息，我们商议之后再答复你。
申包胥明白，秦国只是敷衍拖延。于是，他立于秦国宫廷的院墙之下，依墙而哭。七日七夜，不绝其声；滴水不进。哭声悲恸，震动秦廷。
《左传》记载他的言辞：“吴为封豕（shǐ）长蛇，以荐食上国，虐始于楚。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……” 吴国如同大野猪长蛇，不断蚕食中原诸侯国，祸害最先降临楚国。我国君主丢失社稷，流亡荒野，派我前来告急。倘若楚国灭亡，下一个灾祸就会降临秦国。
秦哀公深受触动，为之赋《无衣》之诗。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 赋诗，代表秦国答应出兵。申包胥听闻，九次叩首跪拜。
秦国出动战车五百乘，出兵救楚。秦军会合楚国残余军队，击败吴军。恰逢吴国内部发生内乱，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回国自立为王。吴军不得已撤兵，楚昭王得以回到郢都，楚国社稷得以保全。
复国之后，楚昭王要重重封赏申包胥。申包胥坚决辞不受赏。他说：“吾为君也，非为身也。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？” 我奔走求救，是为国家君主，不是为个人爵禄。国家已经安定，我还求什么赏赐。于是他躲避封赏，隐居山野。
史料提示：《左传》记载申包胥哭秦庭，没有写 “七日七夜不食”；“七日七夜，水浆不入口” 出自《公羊传》，是后世渲染强化的情节。
1. 楚国郢都遗址（湖北荆州纪南城）：春秋楚国都城，考古证实春秋晚期有战争破坏痕迹，对应吴入郢的历史背景。
2. 秦国雍城遗址（陕西凤翔），春秋秦国都城，出土大量高等级秦青铜器，印证秦哀公时期秦国国力。
3. 没有出土器物、简牍直接对应申包胥本人。
争议：哭秦庭 “七日七夜水浆不入口” 是否史实？
1. 《左传》只记录申包胥赴秦告急，秦哀公赋《无衣》出兵，并无绝食哭泣七天七夜细节。
2. 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增加七日七夜、不进水浆的戏剧化描写，后世《史记》沿用这套叙事。属于后世文学渲染，用来烘托忠义，现实生理上很难实现。
争议：申包胥的结局。 《左传》记载其辞赏；后世传说他遁于山林而死，不见先秦原始史料。
申包胥的故事，非常典型地体现春秋时代公私观念的张力。他与伍子胥是挚友，同情伍子胥父兄被害的冤屈；但是当伍子胥的复仇，演变成整个国家的覆灭，申包胥选择捍卫社稷。私人友情要退让于国家存续。后世把申包胥塑造为忠君爱国的典范，但是要区分：《左传》的申包胥，是社稷之臣；后世不断叠加 “七日七夜绝食” 这类夸张情节，是为了强化道德感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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